读书是最容易的事

1962年郑永年教授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鹿亭乡（当时为公社）的郑洋村。在1981年上大学之前，他一直在农村，几乎没读过什么书。他的活动范围不过乡下的方圆几公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时也没什么文化生活，他唯一有印象的，是一份中国青年杂志，当时农村会读书识字的人也不多，即便是这样的条件，那本中国青年杂志最后都翻烂了，还有人在一遍遍地读。直到上中学的时候，村里才装上了广播，此后，他也会听一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余姚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个是郑永年教授年少时对文化生活的全部记忆。

1977年恢复高考，他是通过广播才知道可以考大学。但要到4年后的1981年，他才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专业还是他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决定的，因为没有电话，招生办联系不到他本人。去北京是他第一次搭远途火车，到了北京和北大，眼前所见，和农村大不同，全然另一番感受。和农村生活相比，上北大以后感到读书是一件无比容易的事，因为务农实在太苦了。让郑永年教授更为惊喜的是，北大的图书馆有这么多的书，他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那个时间郑永年教授几乎什么书都读，文学、诗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所有这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图书，他都读得兴致勃勃。和现在很多人读书为求功利不一样，八十年代的风气很好，很多人读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接受知识再去创造知识。从接受知识到去创造知识，对于郑永年教授这一代人还是比较幸运的，恶劣的生活环境让人思考。生活越好，人反而思考得越少。1987年他硕士研究生还没毕业，就跟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政治学丛书，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他翻译的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书，是美国学者阿兰·艾萨克的《政治学：范围与方法》。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知识之所以为知识，是因为它被称之为科学方法的程序得到了证实。当我们说“我原来就知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我们只是意识到它，直觉地相信它而已。

(相关资料图)

《政治学：范围与方法》

作者：阿兰·艾萨克

译者：郑永年、胡谆、唐亮

郑永年教授后来的研究，将中国政治经验和本土实践进行知识化的努力，就是这样的工作。

成长是一种特殊的责任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思想界，有一种力量，推动着当时的人们向外看。郑永年教授九十年代赴美读书，成长。那一代人对中国社会研究赋予一种特殊的责任。1990年郑永年教授赴美读书以来，著述和主编的著作已经足有百余本。每一次的研究与写作，都是今天的自己跟昨天的自己的竞争。最近出版的英文著作《文明与中国政治体》(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足足660页。从1999年就开始构想思考，郑永年教授用了20年时间才写完这本书的初稿，又花了三年多的时间修改和出版，整整花了1/4世纪。

《文明与中国政治体》

作者：郑永年

尽管郑永年教授经常称自己为“文字工作者”，但并非为了文字而文字，文字是时代的记述和对这个时代的思考的表述。长期以来，郑教授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大问题往往分门别类，做系统和深刻的思考。《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也是这样的产物。郑教授长期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内部转型与对外关系，2020年出版的《贸易与理性》、2021年出版的《有限全球化》《大变局中的机遇》等书，收录了他这些年发表的关于世界秩序变化和中国发展对策的文章和评论，而《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对中国现代化所作的进一步思考、梳理和系统阐述。

《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

作者：郑永年

郑永年教授最广为人知的头衔是中国问题专家，在公众面前，他也多以政策专家的形象出现。作为学者的郑永年教授，其实开阔得多，他更像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者，更像一个思想者。对于当下的年轻人，郑永年教授希望他们一定要读哲学和社会科学，阅读可以给人积极的人生态度。

*本文内容原载于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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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袁浩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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